一见·总书记为这所学校留下了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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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5-04-05 13:47:59编辑：丰姿冶丽网浏览（46）

《汉书·艺文志》载有《公羊董仲舒决狱十六篇》，后来或称春秋决狱、春秋决事比，皆为以《春秋》大义断狱的案例。

10月25王岐山书记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跟明确地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13亿人，不可能仅仅靠法律来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设赏以劝之。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为首要。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强调教化的作用：古者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无一人之狱矣。

这套体系今天仍然有其现代价值。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的主题是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经验，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里特别强调了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就阐明了传统以儒家为主的社会治理把德治、礼治和法治结合为一体的特点，值得我们重视。治而广之，人放效之，是曰教。

儒家还非常重视礼乐文化中的祭祀传统，形成了神道设教的传统。《逸周书·本典》：今朕不知明德所则，政教所行。古今中外，圣贤仙佛，各教教主悟道所形成的教本是同根于一道，但由于应各地风土、民情、语言、习惯与文化背景的不同，在历史上因时因地兴起许多不同修道方代的宗教派别，形成了今天多元宗教的格局。圣人以下，未能率性于道。

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宗教会为政权提供合法性来源和稳定性的资源，表现出特殊的超越性、神圣性和教化功能来发挥其社会整合作用。



他说：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管子·法法》又说：官职法制政教失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失于外也，故地削而国危矣……官职法制政教得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得于外也，然后功立而名成。中国有学者从宗教与政府的关系角度概括政教关系有以下４种模式：１、政教合一。隋代王通在儒、道、佛三足鼎立的形势下有志于恢复先王之道，主张以儒学为主，三教可一，即三教可以融合的观点。

[24]当代新儒家中，有专论及于圆教者，有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诸，而尤以牟先生开发最多，详见王财贵《新儒家圆教理论之特殊性新儒家圆教理论之特殊性》，《第三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之二》，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12月，第45-67页。义者正也，言义者所以正治人也。这个教不是宗教的教，但也有宗教的蕴涵，就是儒教之教的基本含义。孔子继承文王仁政和周公周礼，把礼乐文化观念化，对当时读书相礼的儒者进行了改造，提升他们的品质，揭示礼乐文化精神内涵和人性本质，同时欲以礼乐来平治天下，创立了儒家学派，为道统的传授和推广做出了史无前例的贡献，由此确立了他在道统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后世以周孔之道并称。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道统与政统的一般关系是道统高于政统、涵摄政统，二者的关系不是平行的，而是体用本末的关系。战国之世，各国君主尊师礼贤，目的显然是想获得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道义力量的支持。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一开始就和政治权威发生了面对面的关系。根据《尚书》的记载，早在尧帝的时代，便让舜担任司徒（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一职，主管百姓教育，以五典（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美德）教育民众。

广博易良，《乐》教也。真正对道统有系统表述的是唐代中期的韩愈。国家行政部门管理宗教组织，宗教不介入国家行政，司法和教育。孟子称‘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即中庸所言‘修道之谓教也。秦汉以后，政教结合及其内在冲突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

[③]张践教授突破把政教关系仅仅视为国家政权与教会组织之间关系的流行的狭义理解，全面论述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揭示政治的三重结构：政治权力、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文化，论述宗教对三者的作用，形成广义的政教关系论。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

他继承发展孔子的思想，又吸收改造道家的思想，提出天有常道的命题，强调天道自然，人道有为。因此，在中国政治传统中，道统高于政统，道统不仅是政统的评价标准与道德合法性的来源，也是社会普遍道德与精神价值的基础与来源。

关于中国古代的政教关系，很多学者认为是政教合一，其实不能简单地用流行的政教合一模式套，中国古代的政教关系只是一种类似的政教合一。都要循着这个道，则道便是个教。

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王阳明虽然以致良知取代道统论，但仍然以十六字箴言作为心学之源。他认为子思性、道、教都是从本原上说的，修道而学，此道便是教，这就是《中庸》自明诚，谓之教。郑玄注《中庸》修道谓之教：修，治也。

儒家对道与教关系的讨论以《中庸》修道谓之教为典型。而以人文理性为主，具有复合形态的儒家或儒教就高于其他单一的宗教与世俗哲学、伦理，形成圆教[24]，没有排他性，可以和而不同，兼容并包。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恃的道是人间的性格，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依据事物的本性，国家应全力支持和保护教会使其达成宗教目的，这在它乃是履行一种义务。

[⑧]总之，在东西方历史上，政教关系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但由于政治、经济背景不同，东西方政教关系的性质和内容有很大差异。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这里政一般释为正，《论语·子路篇》：冉子退朝。至西周应该已经很普遍了，《周礼》中，大司徒的职责中有所谓的十二教：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他说，各教在大道失传后兴盛起来，原本也是益于世道人心的，可是各教后来的信仰者则各怀排他之心，造成了教派之间、教派内部的争执，甚至引发宗教战争和残杀，这样就失去了教祖原先立教的本旨。宗教组织不受政府的政治领导，也不能干预国家的司法、行政和教育。

礼乐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谓之教。三代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秦汉以降政教时有矛盾冲突。

《传习录》上卷127条，马子莘问：修道之教，旧说谓圣人品节吾性之固有，以为法于天下，若礼乐刑政之属。他揭示万教的原理就是大道，道一而教不同。

《中庸》将人们的这种对圣人之道的修学称为教，可见此时的教是同人们的道德实践活动一致的。也就是说，道统不仅承担着批评监督政统的功能，还承担着建设与维系社会普遍道德与精神价值的功能。